本文原载于 南都观察NaradaInsights （2019年12月20日）；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作者： Suji Yan
2019年三月，有个人在GitHub（一个软件源代码托管服务平台）上用匿名账号创建了一个关于“996”的代码仓库，其他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并且有一个对应的域名“996.ICU”。靠着越来越多的用户的贡献，在五六月份，“996.ICU”成了广义上第二大的自由与开源软件项目（唯一超过它的是freeCodeCamp），有24.8万人参与，Linux的内核也大概只有10万人左右参与。
很快，这就成了一个热点事件，人们开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Python的发明者Guido Van Rossum在社交网站上批评996；微软的程序员们则集体签名，要“保护这个奇观”，因为微软收购了GitHub，可以删除这个开源项目……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二次创作，比如和996相关的公司黑名单、白名单，“反996协议（Anti 996 License）”等。但这时“996.ICU”的发起人已经没再出现过。
为什么聚集在GitHub上的一帮程序员要做这样的事情？
1970年代，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支持开发的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在学术机构和大型企业中被广泛应用，后来AT&T意识到Unix的商业价值，不再将其源码授权给学术机构，并且对之前的系统及其改进“变种”声明了版权权利。到了1980年代，美国程序员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发起了“GNU计划”，希望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开源系统来取代Unix，并开始了“自由软件运动”（free/open-source software movement），主张用户有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软件等权利，认为“软件的自由，关系到人类的自由”。
2014年，斯托曼在TEDx上做过一个演讲，用了一张图来表现“专有软件（proprietary）”的影响，图中左边穿西装的叫做“专有软件”，右侧用户在支付给专有软件钱的时候，专有软件还能控制赌局的变化。就像你用一个软件来表达对其创立者或者运营者的不满，对方还可能会向你施以处罚。
斯托曼认为光有出版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有软件的自由，人应该被赋予拥有和控制软件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copyleft，有人将其翻译成“著佐权”，它是用一种版权法的方法来反对版权的存在。他认为创造性资产的无形知识产权（包括软件的）的私有权是坏的，所以提出了copyleft——基于GPL（GNU Public License）这一自由软件协议，一个人写了一个软件，他的代码如果被别人使用，新的使用者的代码也会被“传染”成GPL协议，必须开源，否则会违反开源软件协议，可以用版权法去告违反者。
后来又出现了“开源软件运动”（Open-source-software movement）。“开源软件”这个词来自于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出现于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OSI认为斯托曼是在搞生产工具公有化，而他们更倾向于和公司多合作，开源的目的不在于意识形态上的“软件的自由是人类的自由”，而是为了让全世界的程序员更好地协作起来。协作、学习源代码就需要把源代码开放出来，大家就可以一起工作了。这一时期正好是信息革命的高潮，当时“自由软件”这一概念已经式微了。
前面提到的“反996协议（Anti 996 License）”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开源协议，甚至不是一个自由协议，因为这两个词都是由各自的发起者、发起机构所定义的。
如果GPL这一协议是让生产工具公有化，那软件这一生产工具能不能变成工会所有制呢？比如说，传统来说，在劳动监察部门和劳动者、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中，劳动者常常处于弱势。如果生产工具实现了工会所有制，也就是引入了著作权人，并且和劳动者站在一起，甚至把版权局等也纳入了进来。
比如一个芬兰人写了一个开源软件，并且连同“反996协议”一起开源，协议中要求软件使用者不得违反当地的劳工法或国际劳工公约，如果违反，则是侵犯著作权和知识产权。假设某个大公司使用了这一附“反996协议”的开源软件，被发现违反了当地劳动法，公司首先可能会基于劳动法向权利主张者支付赔偿，软件提供者则可以根据判决结果，主张当事公司违反软件许可协议，侵犯其知识产权，并且起诉该公司。以知识产权侵权的路径再进行判决，这就可能涉及非常高昂的费用。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比如一个软件涉及到成百上千的著作权人，都各掌控了软件其中一部分的著作权，或者说通过某些协会共同掌控了一些著作权，他们就可以发起大规模的诉讼——世界各地突然有成百上千的人开始起诉侵权公司。
但在我看来，这个路径一定会失败。其实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源软件运动都可以说是失败了。也许会出现一两个案例，一些大公司因此破产，但它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因为信息行业早已脱离了手工业的阶段，在斯托曼的那个时代，程序员们是在大学里像小作坊一样做软件，但是信息行业早就脱离了这个阶段。
程序员如今只是帮助大规模生产和剥削的包工头和监工而已，程序员阶级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同样有其软弱性。如果没有更广大、更底层的“数字劳工”参与其中，这种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早期资本家、金融机构、货币市场等对劳工构成了很大的压榨，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试图用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福利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1980年代，很难看出谁是信息社会中的底层劳工。到现在，信息技术已经全面铺开，底层劳工已经清晰显现出来。如今，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就像是一个和20多亿人签订了社会契约的君主，用户和他签订了一个契约（使用协议），让渡出去的权力也许就拿不回来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日渐清晰的概念——数字劳动。意大利学者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本世纪初提出了“用户的自由劳动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价值来源”；特勒贝·朔尔茨（Trebor Scholz）后来总结出“玩乐劳动”（palybor）的概念，认为在互联网上的娱乐或创造性的无偿活动正在模糊劳动和玩乐的界限；在埃里克·A.波斯纳（Eric A.Posner）和E.格伦·韦尔（E. Glen Weyl）的《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一书中，更是提出了“数据即劳动”（Data As Labor），而在适当的社会背景下，劳动变成了休闲，工作变成了娱乐。
其实现在的劳动者的阶级性已经很难被区分出来了，生产的地点不再是过去那种高耸的工厂，而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库。它可以从南非的一个家庭中把用户的生产资料上传到冰岛的数据库中，这是一个非常异化、隐匿的过程，所以你感觉不到你的生产资料在哪里，要想将其“夺回”，则需要去中心化存储。生产工具变成了你每天玩的手机、电脑等等，商品市场变成了大数据和算法的市场，货币政策变得非常数字化、电子化。如果所一堆人拿着锤子敲打东西是一条生产流水线的话，一堆正在运算的电脑也和流水线没有区别，所以劳动力市场也被改变了。
唯一没有变的，可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一种或者几种货币政策所绑定，其下是一套法币系统。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其他所有元素都非常强壮，只有货币非常脆弱，即使它看上去是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所控制。所以现在关于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的讨论和争议也很多，它们也在挑战和侵蚀传统的货币政策。侵蚀货币政策之后，就可能进一步影响商品市场。
如果说数据即劳动，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存在于服务商的服务器上，生产资料是被剥离开的，最后就可能像《美丽新世界》或者《黑镜》中的剧情，一个人每天做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作为休闲，真正的工作是生产数据，对着电子产品点击、观看、拍摄……这就把劳动的边界无限扩大了，所有的边界都被打破，市场和劳动都被异化。
从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互联网和人类社会的劳动异化、市场异化的发展。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人会选择隐居，远离主流互联网，比如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ham radio”、暗网……但整体来说，这些都是小众群体，更像是隐士。另一条路是“哲人王”，比如早期人们眼中的扎克伯格，最近的Durov（软件telegram创始人之一），但是指望一个“哲人王”也会有新的问题。
如果把程序员、数据劳工这些形象串起来，程序员是小资产阶级，那么谁是更底层的劳动者？
所以说“996”或者说所有的自由与开源软件运动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混合着小资产阶级和劳动者先锋的一种柔弱的运动，它有非常大的软弱性。作为一个程序员，他如果代码写得好，就可能走上创业、融资、上市……成为资本家的道路。“所有小资产阶级都想成为资本家”。你必须唤醒更多的底层的劳动者，这里的劳动者不光是说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他们主张的可能是工作时长和福利。涉及更广泛的人群，其实是互联网公司窃取用户数据等行为，可能涉及数亿人的信息。
如果这数亿人不去同情那几百万送快递、外卖的劳动者，如果这几百万人不同情那成千上万的程序员，大家互相认为对方是“下等人”，那靠自由、开源软件，靠隐退或者期待哲人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98年，《密码朋克宣言》化用了一句经典的话，开头就提到“一个幽灵，一个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限于当时的理论、技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互联网会变成现在这样，现在看来，其实加密的本质就是一种形式的罢工。
脸书（Facebook）提供了这么便捷的免费平台，为其程序员支付非常高的工资，还在印度设有处理信息的公司，由人工点按鼠标处理数据，其目的就是为了拿取更广大用户的数据，开展广告业务。一旦公司的利润下降、遭遇公关危机，其经营压力就会转嫁到程序员等员工身上，裁剪印度公司的员工。
而加密是可以联合所有人的方式，因为加密算法是由程序员编写出来的，由普通用户所使用，也能解放那些点按鼠标的工人。所以它是贯穿这三种看似没有交集的阶层的工具。如果说加密是罢工的话，一个比较激进的说法就是互联网这个巨大的工厂里需要一个巨大的公会。
最后回看这个问题，在互联网发展之初，人们想得特别美好，憧憬它能改变什么。但是它并没有改变运营商的垄断地位，而加密、去中心化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些互联网巨头作为世界级资本集团、数据工厂的长期存在。这种长期存在就像是过去的钢铁、石油工业。这些在新时代的新公司，其实都是旧公司的零和游戏的一种，是联合旧公司所有被压迫的人的一种“工会”。但是加密、去中心化能使得用户的资产和劳动权益得到保证。
数据劳工的罢工不能单纯靠程序员的生产工具公有化来实现。如果一个程序员关心与自己相关的“996”，不愿被大公司压榨，那也应该去关心用户是否在“996”地刷短视频、看直播、玩游戏……因为除非一个游戏是买断制的，否则如果玩家被程序员设计的程序和算法所诱导，不停地刷短视频、氪金，那么玩家也是在“996”，所以程序员就变成了一种包工头，在不停地“鞭策”用户。
你必须关心对方，因为大家只是劳动分工不同，如果你不关心这些人，你每天只是向大公司抗议对自身的压榨，但是回头却在写代码诱导用户继续沉迷，那么任何运动都没有用。程序员还必须向底层劳动者赋权工具，比如密码学。如果没有密码学的话，普通用户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对抗大公司的软件，他只是觉得使用的时候很爽，但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钱、数据就没了。所以自由软件运动其实就是程序员生产这种工具的一个过程。
很多理论都预言说赛博世界里会出现新的巨大的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而那时又会出现新的工会，有可能是去中心化自组织（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它其实就是区块计划和自律组织，我还不清楚它和工会有什么区别，似乎仍然是一种零和博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一套理论，但不可否认，它仍然具有启发性和先验性。
